我是一九六八年冬天初中畢業的。本應七月畢業，但時值“文革”，無所謂學制。甚至畢業都算不上。六五年上初中，六六年“文革”，勉強上了一年課，代數只學到一元二次方程就沒了下次——那能叫初中畢業嗎？然而我畢業了，畢業回家，回家去生產隊（村）幹活。記得那年冬天冷得格外狠，說撒尿成棍未免玄乎，但滴水成冰絕不含糊。沒想到，比這更冷的冬天正在那裏等我。
十五六歲的我白天揮舞尖鎬刨凍糞，晚飯後摸黑去生產隊隊部的大筒屋子開批鬥會——批“地富反壞右”黑五類。批別人倒也罷了，問題是批的不是別人，批的是我爺爺，我親爺爺。
準確說來，批的不止我爺爺。記得那天大筒屋子南北兩鋪大坑坐滿了人。正中間房梁吊着一個一百瓦燈泡，燈泡下放一張瘸腿桌子，桌旁坐着政治隊長、貧協主任，要挨批的三個人在桌前站成一排。三人年齡都五六十歲，胸前都掛着一塊小黑板，頭上都戴尖頂紙糊高帽，黑板和高帽上用白粉筆或毛筆歪歪斜斜寫着三人的名字（名字被大大打了個紅╳）。爺爺個頭高，站中間，罪名寫的是“地主還鄉團團長”。左側謝二爺：“現行反革命分子”，右側朱大爺：“國民黨建軍軍長”。
批鬥會開始前政治隊長高聲念毛主席語錄，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：“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”、“階級鬥爭，一抓就靈”。念罷不知何故，小學沒畢業的他居然足夠流利地背了兩句毛主席詩詞：“四海翻騰雲水怒，五洲震盪風雷激，要掃除一切害人蟲，全無敵。”批鬥會先批我爺爺。紅眼邊貧協主任揭發說我爺爺槍法特準，曾一槍打下過兩隻野鴨子——“打鴨子都那麼準，打人還能不準嗎？快交待你打死過多少貧下中農！”爺爺分辨說自己只打野鴨不打人……“你還敢狡辯！還不認罪！”於是有人從後面按我爺爺的脖子叫他低頭認罪。爺爺生性倔強，按一下他挺一下，死活不肯低頭。這當口，坐在我身後的從縣城一中高中畢業回來的小夥子突然舉起拳頭高喊：“打倒林××！”沒等我回過神，他又喊道“敵人不投降，就叫他滅亡！”很多人隨着他舉拳高喊。有人捅我讓我舉拳。我沒舉拳，攥拳低頭不動。地主誇爺爺活幹得好我是聽爺爺說過的，但那和當地主還鄉團團長是兩回事……
這就是我初中畢業回鄉後上的第一堂課，我的“冬天”也由此開始了。再舉個例子。家裏八口人只父親一人喫商品糧，剩下的都喫生產隊毛糧。毛糧要用石碾石磨去掉外殼才能喫，爲此要去生產隊牽毛驢拉碾拉磨。驢少戶多。爲了搶先，我和弟弟後半夜不到三點就爬起來，踏着白茫茫陷腳的積雪，冒着無數針尖般的寒風，在滿天星光下趕去一兩裏外的隊部排號牽驢。但有時即使排在第一號也牽不回來——就因爲我們是“地主還鄉團團長”的孫子。看我們哥倆凍得什麼似的白跑一趟，母親心疼得直掉淚。實在沒辦法了，母親和我、大弟三人只好替驢拉磨推碾。磨還好一些兒，而石碾太重了，重得讓我不由得想起毛澤東《爲人民服務》裏的“重如泰山”之語。我和弟弟肩套麻繩弓腰在前面拉，母親在後面抱着碾杆推。隨着我們沉重的腳步，泰山般的碾砣吱吱呀呀一圈圈轉動，穀粒開始在石碾下窸窸窣窣呻吟，極不情願地脫去外殼。更糟糕的是，碾房只是個“馬架子”（房子框架）圍了幾捆桔杆和玉米秸，下雪時棚頂漏雪，颳風時四面透風。風大了，碾盤上的穀糠連同地下的灰和雪便打旋刮成一團，母子三人一時騰雲駕霧，成了糠人、灰人、雪人。有老咳嗽病的母親就更咳嗽了，單薄的棉衣下支起的瘦削的雙肩痙攣一般顫抖不止。看得我心都碎了。那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擁有一頭毛驢和不透風的碾房。
這還不算，連起碼的娛樂和尊嚴也被剝奪了。一次勞動間歇時我吹笛子解悶，紅眼邊貧協主任厲聲喝道：別吹那**玩藝兒！一位叫陶海河的中年人大概實在看不下眼了，對貧協主任說：“孩子吹個笛子你也不讓，你這人也太過份了！”並不誇張地說，那句話是冬天裏的冬天僅有的一絲溫暖，一縷陽光。
爺爺後來活到八十歲，活到改革開放後的九十年代。直到去世爺爺都沒原諒欺負他的孫子的貧協主任，也沒原諒就住我家後院的那位高喊打倒他的高中畢業生。“原先見面一口一個林大爺，怎麼就一下子喊打倒我了呢？喊得出嗎？忒不像話！”不妨說，爺爺至死都沒理解“文革”是怎麼回事。
多少年過去了。貧協主任和那個高中生都已不在這個人世。陶海河還在，仍能下田幹活。近幾年每年回去都去他家串門，硬塞給他一個紅包——多少算是感謝冬天裏的冬天那絲溫暖、那縷陽光。
（01.1.1）（未完待續）